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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性俄罗斯双重性:扩张成性与救世情怀(二

  当叶尔马克的捷报传到伊凡四世耳中时,沙皇赦免了他,并正式给予其资助。在西伯利亚山林中穿行的哥萨克们,也被后世的俄国历史学家冠以“新土地开拓者”的称号。短短58年后,到1639年,俄国人已经穿越广袤的西伯利亚直抵太平洋沿岸。湍急的河流,密布的丛林,严寒的天气,都无法阻挡这群来自万里之外的征服者的脚步。

  1643年,以波雅尔科夫为首的哥萨克闯入黑龙江流域,与行将入主中原的清政权属民发生冲突,此乃俄中双方史上第一次直接交锋。顺治皇帝时期(1644~1661年),清朝军队肃清了黑龙江中下游的哥萨克,但俄国人很快卷土重来。直到台湾郑氏政权归降(1683年)之后,康熙皇帝才有余暇,以精锐之师对急速东进的俄罗斯作出强力回应,遂有众所周知的两次雅克萨之战(1685~1686年)与《尼布楚条约》(1689年)。

  将中国人传统的“天下观”与俄国人的“无边界观”两相对照,更能看到不同生存环境造成的迥异取向。与东斯拉夫人不同,中国人(以汉人为主体)自古以来生活在一个天然屏障环抱的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,北部和西北绵延着广阔的草原和沙漠,西南方有喜马拉雅山横亘,东部则是无际的海洋。温暖广阔的平原地区让大部分中国人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,他们不需要四出征伐,也很难拥有俄罗斯民族那种天然的扩张性。

  同时,中国长期处于儒家文化圈的中心位置,其文化向外辐射到周边的朝鲜、日本、越南等国家,地理因素和文化优势使中国形成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“天下观”。大多数时候主宰中原王朝的汉族统治者,将周边的少数民族视为四夷(即所谓“内中国,外夷狄”),再外围一点儿的小国则视为藩属,他们皆受到中原文化的教化。中原王朝只要求四夷和藩属前来纳贡称臣,倾诚向化,接受“天子”为其名义上的统治者,但并不要求占领和管治其土地。

  相比之下,俄罗斯向来不太强调“中心国”的观念,他们追求的是真实领地的不断延伸。俄国人早期在西伯利亚的拓展过程中,步步为营,建立一座堡寨后,很快驻兵移民,待真正占有后,再向下一个目标挺进。历任沙皇都以开疆拓土为己任,正如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所言:移民和国土的开拓,是俄国史的主题。前后不过三四百年间,俄国从偏安一隅的莫斯科公国扩张成为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,便是最好的明证。

  中俄双方对领土认识的显著差别,从两次雅克萨之战的战果中可以明显看出。如第一战清军大胜,在赶走了城内的哥萨克后,没有派兵驻扎,仅仅是毁城而去。不久,俄国人卷土重来,再次占据雅克萨,清军只好再度出击。而在此之前,黑龙江流域索伦部首领根特木尔率领部众逃往俄罗斯控制地区后,清政府则高度重视,严正交涉,要求俄方交人。

  换言之,两国在处理领土纠纷时,俄国秉承“属地”原则,中国人则遵循“属人”原则。不同的文化和政治传统,也深深渗透到各自的外交理念上。时至今日,中国以贸易交好为主要表现的外交模式,不能不说仍多少带有历史上对待外围藩属政权“羁縻政策”(军政控制与经济抚慰相结合)的痕迹,而俄罗斯无论对华还是对欧洲各国的外交,则尤其在意“领地”及所谓“缓冲地带”。

  2007年,俄罗斯学者卢金出了一本书,叫做《“俄国熊”看“中国龙”》,对两国关系有深入分析。在中文语境里,说一个人“熊”,有讥讽其外表唬人、其实胆小怕事之意,但俄罗斯这头“北极熊”,显然不能对号入座。而在西方文化(广义上也包括俄罗斯文化在内)语境里,“龙”是凶猛暴虐的象征,而自称“龙的传人”的中华民族,恰恰又秉承中庸谦让的儒家之道。如此强烈的文化符号反差,也许正是中西方尤其是中俄之间,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诸多误解与冲突的深层根源之一。

  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品格非常复杂,仅从地理环境、资源争夺乃至历史恩怨等等角度来解释和认知,往往难以完整和全面。别忘了,俄罗斯还是一个拥有悠久的东正教传统的大国。

  世界上曾经有三个民族自称为“上帝的选民”,除了以色列民族、日耳曼民族,还有一个就是俄罗斯民族。

  公元988年“罗斯受洗”,基辅罗斯公国大公弗拉基米尔正式将东正教定为国教。尽管俄罗斯本土的多神教与东正教进行了长期的斗争,但是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,东正教逐渐成为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精神皈依之所,引导着这个民族的信仰之路。

  15世纪下半叶,莫斯科公国摆脱蒙古人的控制,一步步崛起。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帝国末代公主索菲亚后,莫斯科公国便以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自居,将索菲亚带来的拜占庭圣物双头鹰奉为国徽。伊凡三世之子瓦西里三世(1505~1533年)在位时,普斯科夫修道院长老费洛伊上书称:

  “虔诚的沙皇注意这事吧!两个罗马衰亡了,第三个罗马——莫斯科屹立着,可是不会有第四个罗马了。我们全体教会在您的强大公国中,现在以笃信宗教而在普天下闪耀着光芒,其光亮胜过太阳;所有东正教王国集结在您的独一无二的公国之中;在整个地球上,只有您是基督教沙皇。”

  从此,“莫斯科——第三罗马”成为俄国的官方学说。其主旨在于,强调罗马帝国和第二罗马帝国(东罗马帝国,1453年亡于奥斯曼土耳其)皆因对上帝的不忠而灭亡,莫斯科将成为第三罗马,担负起拯救全人类的使命。“沙皇”,也成为自伊凡三世起历任莫斯科大公努力谋求的,证明其为罗马帝国合法继承人身份的称号。因俄语词“Царь”(沙皇)来自于拉丁语“Caesar”的转译,原指古罗马皇帝凯撒。伊凡三世时就用过这个名号,而首位得到东正教主教加冕的俄国沙皇,是其孙伊凡四世。

  统一的俄罗斯民族,也在15世纪下半叶最终形成,这个新的民族对自己有了新的定位。19世纪俄罗斯最杰出的作家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,在其小说《群魔》中借人物之口做过如下“定位”:

  “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,甚至也不屑于扮演首要角色,而是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。一个民族若是丧失了这种信念,它就不再是一个民族了。然而真理只有一个,因此所有的民族当中只有一个民族可能拥有真正的上帝,尽管其他的民族也各自拥有自己独特而伟大的上帝。唯一‘体现了上帝旨意’的民族就是俄罗斯民族。”

  既然俄罗斯民族唯一体现了上帝的旨意,那么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——拯救全人类,由此培育出俄罗斯人的救世情怀与大国心理。

 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,列宁没有停下脚步,提出了“世界革命”的理想,积极输出革命,试图帮助各国无产阶级追随仿效苏俄,以暴力夺取政权,最终实现“全人类的解放”。1919年,领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“共产国际”应运而生,中国就是在该组织的直接帮助下成立的。20世纪50年代,苏联又一手操办成立了社会主义阵营联盟“华沙组织”,其后苏联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表现出的大国主义、大党主义,不能不说是俄罗斯民族宗教使命感和救世情怀的一种“革命化”体现。

  90年代初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后,俄罗斯元气大伤,综合国力大不如前。20多年来,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及经济集团咄咄逼人的进攻与蚕食,很难继续进行全方位的对抗与反制。但他们内心深处的骄傲和情怀,看起来始终不曾改变,谁也摸不准什么时候会突然从沉默中爆发。

  远的不说,去年果断应对乌克兰危机,挥师重占克里米亚,今年又高调介入中东乱局,大举空袭叙利亚境内的据点,就处处可以看出“北极熊”那份与生俱来的霸气与强悍。

 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,专治清代中俄关系史,著有《俄国来华使团研究(1618-1807)》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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